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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主要体现为教育发展水平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教育所面临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是发展不充分的具体体现：教育质量有待提高，教育的差别化、个性化供给不足，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家庭不断增长的需求，人才培养的规格、质量、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能很好地适应，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大中城市义务教育出现“择校热”、校外培训火爆、大班额现象的同时，出国留学人数猛增且呈现低龄化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在家上学”、新私塾等，反映了公众多元多样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需求一定程度上脱节，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不少困难，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在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使命担当不够。

　　教育发展的不充分还表现为教育自身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存在不协调问题，与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这一要求不相适应。《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所有的138个经济体当中综合竞争力排第28位，教育指标的排名初等教育质量排第47位，高等教育质量排第54位，教育体系质量排第63位，数学和科学质量排第50位，管理质量排第61位。此外，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在过度注重学业成绩的教育评价体系下对学生文明素养的忽视明显存在，导致教育对社会文明进步发挥的作用不明显，社会文明存在诸多问题。

　　全面分析上述矛盾，追根溯源都与现行教育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有关。重数量、轻质量与各地的政绩评价标准直接相连，高投入、高付出、低收益与体制专业判断力不高相关，公平问题与管理封闭和层级多直接关联，供需矛盾更与供给体制僵化相关。上述显性矛盾的背后，是供给方的教育产品单一、粗放，供给能力不足，供给方式方法刻板，供给体制呆板，供给均衡性不足，供给主体运行方式封闭，社会对教育参与不充分与人民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相矛盾。

　　提高教育品质和实现平衡与充分发展，必须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学校管理的行政层级。改变现行“县局-乡镇中心校-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垂直式分包分管模式，彻底撤销中心学校的行政管理职能。无论学校大小，由县教育局在人事、财政经费、信息发布上直接与学校联系。依据以人为本的逻辑抬升小规模学校的权位，让整个县域的学校管理更加扁平化。以学生为中心，将管理功能的重心下放到学校内部，对师生有效放权，让学校有更大的自主办学、自主管理、自主评价空间，成为一个职能相对完善的教学、管理、评价组织。在转变职能的同时简化县教育行政部门(含各科室、教育督导室、教育研究部门)与学校之间的业务工作流程，并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承载信息传播功能，降低教育的行政成本。

　　要积极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具有平衡性的教育治理体系。现有教育治理体系的决策和施行主体过于单一，以致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盲目性，容易形成矛盾积累。解决方法就是落实简政放权，深化管办评分离改革，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联动的格局;使教育治理体系从学校和政府之间的上下级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二元治理结构，转型为学校、政府和社会专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多边协同治理结构;改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给专业组织、企业、社区、家庭提供更大的机会和空间参与学校的管理、建设发展，促进学校与社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的现代化的动力，这既包括教育本身，也包括与教育相关的就业选择，以及通过教育追求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可以说，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担当了多重角色。教育需求在层次上已经超越原来的物质层次，学校硬件设施的提高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教育需求，师资、课程和校园文化需求增强，教育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不仅要保障学校设施等硬件安全、合格，而且要改善师资，丰富课程，增强文化，提高教育质量，以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

　　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瞄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始终要坚守的方向。实现中国教育平衡且充分发展，要关注总量，更要关注质量和结构;要重视供给，更要重视教育资源合理分享与配置;要促进学校改善，更要实施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和职能优化转换。不用单一标准衡量教育发展，而是要建立多元的良性教育生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立教育自信，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教育更加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在历史大视野下沿着人类文明发展前进的方向不断探索。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